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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民群落是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农民形象的塑造总是与其命运指向紧密相关。由于特殊的心理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农民命运意识走向经历了命运的虚无主义和集体无意识的迷失到最终命运意识的觉醒与还原，体现了农民命运意识在历史转型期的艰难蜕变。
　　关键词：迷失 还原命运 意识走向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群落是一个重要范畴。对农民意识的关注，构成了新文学启蒙主义的内容之一。尤其“五四”时期人文精神的关怀，确立了人的解放的起点，也确立了人的解放的终点。当以政治、经济变革为目的，以劳动民众为社会变革主体的时代到来之后，农民必定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引起文学的关注。“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成为新文学中最早关注并倡导乡土文学之人。在这之前，周作人也曾在理论上作过阐述，他说：“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918年李大钊提出了“平民主义”的口号，号召青年去接触劳工，在“劳工神圣”的口号影响下，初期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表现下层工农的题材。
　　
　　一
　　
　　新文学中，从启蒙运动到关注普通人，从对民族历史生存现状的认识到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农民形象的塑造总是与其命运指向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初，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社会的腐朽，中国社会逐渐衰弱，农村经济走向破产，农民的生活日趋艰难。20世纪中期，以乡土回忆为题材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农民的真实命运。作为乡土文学的发轫，鲁迅的小说所塑造的闰土形象更具典型性。“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几乎是所有农民共同的灾难。他被紧紧地束缚、囚禁在土地上，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连思想也被压得麻痹了。他既然无法从土地上挣脱出来，便只能认命，把痛苦归之于命运，安分守己，在对神的祈祷中求得解脱。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两种时代，即“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祥林嫂的命运追求也只能如此。其他“乡土文学”作家，如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许杰的《赌徒吉顺》，也描写了农民的种种痛苦。上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真实表现了那个时期农民的真实遭遇，并寄予农民无限的同情。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不可能给农民找出一条出路，所以农民命运的走向，要么是命运的虚无主义（如闰土寄希望于木偶），要么是道德的沦丧（如杨二嫂的刻薄放肆）。
　　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也涉及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但更多的只带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意识。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一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农村社会结构和矛盾斗争。正如茅盾让他笔下的人物经历《春蚕》的打击，《秋收》的绝望而走向《残冬》的反抗，叶紫让他的主人公从《丰收》成灾中迸发出仇恨烈火并走向雪峰山。这样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便与政治革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农民命运意识的走向与小说主题的政治指向合二为一。
　　在早期描写工农革命斗争作品中，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后以《田野的风》之名出版），是写农村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意在展示在大革命中湖南某一村庄的农民，在矿工张进德和背叛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地主土豪进行斗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小说中所描绘的许多农民形象如刘二麻子、李木匠等更多还带有农村流浪汉的特征，封建的宗法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所以农民形象的塑造还未显成功，但是这种表述显示了文学对农民命运的先验性预言，后来这种话语的模式便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叙事方式。
　　当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之后，农民开始投入到自身的解放中来，继之而来的是工农命运的一个转机。一方面，历史给予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机会，参加革命，投入斗争，投身集体，解放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受剥削、受压迫，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与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也要在不断改造的同时向他们靠拢，而知识分子自卑的忏悔的社会心理也认可了这种靠拢和皈依。这样，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便高大完美起来，什么样的革命者都要经过向他学习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然而，农民毕竟是农民，他们不可能一下子脱离自己生活的真实的土地，那里，他曾经有过的琐碎的、陈旧的、落后的封建思想，因此，农民思想觉悟之低仍然是一个真实存在。当时在根据地，初绘黄土地的文学作品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当数两篇重要的作品。针对这些表现人民落后愚昧的作品，当时因着中国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与新时期现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农民思想尽管还有落后面，但他们毕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为民族解放付出重大的牺牲，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又号召作家们“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身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的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从此为“工农兵服务”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统方针。
　　当泛政治化语境中的命运指向决定了作家创作意识的主题指向之后，文学创作出现其虚蹈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诞生，标志着农民命运的巨大转折，社会主义农民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其最后的定格。1959年柳青的《创业史》问世，好评如潮，被誉为是一部描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尤其是梁生宝这一形象的塑造，“在众多的正面人物当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柳青也认为：“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简单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但是，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学作品的创作存在着艺术描写虚假甚至是粉饰现实的根本缺陷。陈思和认为：“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以拥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意志为时代‘共名’，用国家最新或最后的政策条文为创作的依据，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了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不讳饰地揭示出了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所以也有人认为，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人物。
　　严家炎先生把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归纳了“三多三不足”，认为“总令人有墨穷气短，精神状态刻画嫌浅，欲显高大而反失之平面的感觉”。也有评论者认为，柳青未能证实中国农民的落后性、狭隘性，挖掘出它的历史文化根源，所以“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轻易地从梁生宝身上剔除了这一性格内容，从而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度和广度，忽视了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反复性”。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这个背负着因袭重担的小私有者的农民形象，却比梁生宝写得好，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艺术形象。虽然梁三老汉并不是柳青着力刻画的人物，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诙谐，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作品中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50年代“左”倾思想和十年动乱，戕害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他们在一场迷乱中陷入困惑，新时期的文学就开始反映这一段历史。

二
　　
　　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在农村大地也开始了一场变革，农民的命运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历史转型。首先，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改善了生活，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在温饱的基础上，农村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恩格斯说：“人民首先是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接着农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新时期的文学，也正是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对这场变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及时抓住了变革时期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揭示了农民命运意识的自我觉醒，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意识，正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在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上，它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反映农民命运意识指向更自觉更清醒。它已完全从命运虚无宿命论走向坚实的土地上，并且摒弃掉“十七年”文学中农民形象的虚拟成分，使农民形象做到了真实的还原。一方面揭示了农民作为农民的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文学观念的转换。文学更真实地逼近现实，贴近生活。
　　新时期农民命运的发展轨迹并非一路平坦，因为历史的变革本身是一种斗争，在斗争中曲折前进。农村的社会变革亦然，一方面传统的农业文明在经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冲撞下开始动摇、坍塌，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也开始裂变。他们要克服自身的痼疾进行艰难的蜕变，还要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舞台，他们有时表现出浮躁，有时又充满自信，他们有兴奋，也有失落，这就使得在改革初期的农民形象添加了时代的综合征，他们的理想可能并不伟大，但是他们却真真实实地去拼搏或实践自己的人生。尤其作为老一辈农民，他们更多承负着历史的精神重负，使得他们在历史的变革面前承受着较多的考验。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何士光的《乡场上》，塑造了冯幺爸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摆脱掉精神枷锁，主持正义，恢复了人的尊严。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写出了农民在满足了物质生活之需求后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虽然陈奂生还算不上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的身上多少还带点阿Q气，但亦显示出了新时代的农民精神的风貌，尤其陈奂生由进城到转业直至包产，表现了农民的土地情结，也体现了其最终归依土地的必然。
　　作为新一代年轻的农民，他们生长在新中国，精神上更少浸润着旧思想旧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城市文明对农村生活的冲击，使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命运、理想，他们要走出黄土地，走向城市，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然而，高加林的命运又是曲折坎坷的，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个玩笑，高加林从黄土地里走出，最终又回到黄土地上，可高加林能否再次崛起，这是当时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时，由于种种社会原因，改革艰难而复杂，谁也不能预测到高加林的命运结局。那时，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叫“浮躁”。浮躁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概括了那个时代农民命运意识的骚动不安和困顿无着。由此，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小说出现了“集体性溃退”，“乡村小说便忽然间成了一个失语者”。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各个方面发生了强烈的震荡，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农民的命运沉浮和心理变迁深刻展示了农村的这场变革，当然，在社会进程中蕴藏着生机和希望，人民身上的力量和美德，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因。在新的世纪，农民命运的走向将展示出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空间，我们相信，新时期文学也一定能创造出崭新的农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