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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来源::未知 | 作者:德克萨斯扑克网站-APP下载* | 本文已影响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核心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核心,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核心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文选: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EB/OL].http://www.54youth.com.cn.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高占祥。文化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8]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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